政府对流行服饰的禁令,一方面因为地广人众难以落实,又因为大多没有实质上惩罚措施,所以实际上往往是很难彻底执行的。从历代反复颁布的各种服饰禁令条文中,我们反而能够了解到当时最流行的妆束打扮,也就是唐人所称的“时世妆”。在唐代的禁令里面,便能看到文宗朝发生的一次有趣的皇帝与流行的对抗事件。

我们先来看看中唐文宗朝之前的一段时间,流行的都是些什么打扮。

【天宝时世妆】

尽管唐代贵妇们的体型自开元后期就已经开始越发丰腴,但一直到了盛唐末期,流行的衣裳鞋履大体上还是比较窄小合身的,袖不甚阔,裙不曳地,妆面也只是细眉涂个大红脸而已。

正如白乐天笔下天宝末年的《上阳白发人》:

“小头鞋履窄衣裳,青黛点眉眉细长。外人不见见应笑,天宝末年时世妆。”

开天 小头鞋履窄衣裳,青黛点眉眉细长
天宝初年 李宪惠陵出土女俑

但是到了中唐中期,不管是头发、妆面、衣裙鞋履的流行,都开始往夸张宽大发展。浓妆高髻大袖长裙之风越演越烈,怪异的妆扮也层出不穷。起先只是被士人视为怪诞而已,后来居然发展到朝堂之上的议题。

【贞元堕马髻和啼眉妆】

先是德宗贞元年间(785-805)堕马髻和啼眉妆的流行,发髻偏垂一侧的雏形开元年间即已经出现,但是在中唐演变得越发巨大夸张。画作八字悲啼状的眉毛,也代替了先前的弯弯细眉。

白居易《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》:

“风流夸堕髻,时世斗啼眉。”自注:“贞元末,城中复为堕马髻、啼眉妆。”

贞元前后出土女俑,发髻愈发巨大,偏垂一侧
底本大约创作于中唐贞元前的《宫乐图》

【元和时世妆】

不多时,到了宪宗元和年间(806-820),著名的“元和时世妆”形成了,元和四年时,白居易的两首诗详细地描绘了这种妆扮:

《时世妆-儆戎也》

时世妆,时世妆,出自城中传四方。

时世流行无远近,腮不施朱面无粉。

乌膏注唇唇似泥,双眉画作八字低。

妍媸黑白失本态,妆成尽似含悲啼。

圆鬟无鬓椎髻样,斜红不晕赭面状。

昔闻被发伊川中,辛有见之知有戎。

元和妆梳君记取,髻椎面赭非华风。

《和梦游春诗一百韵》

风流薄梳洗,时世宽妆束。

袖软异文绫,裾轻单丝縠。

裙腰银线压,梳掌金筐蹙。

带襭紫蒲萄,袴花红石竹。

在八字啼眉的基础上,不用红粉妆,却用赭涂面,乌膏注唇,圆鬟高髻。衣裙宽大,用料轻薄华丽,“时世宽妆束”。尽管时髦,但这种丧气的妆扮和宽大的衣裙还是为士大夫所鄙夷,甚至被视为亡国忧恤相。元稹《叙诗寄乐天书》 :“近世妇女晕淡眉目,绾约头发,衣服修广之度及匹配色泽,尤剧怪艳。”《新唐书·五行志》:“元和末,妇人为圆鬟椎髻,不设鬓饰,不施朱粉,惟以乌膏注唇,状似悲啼者。圆鬟者,上不自树也;悲啼者,忧恤象也。”

《太平广记》记载了一个小故事,中唐时“房孺复妻崔氏,性忌左右婢,不得浓妆高髻,见给燕脂一钱。豆粉一钱。有一婢新买妆稍佳,崔怒谓曰,汝好妆邪?我为汝妆。乃令刻其眉,以青填之。烧锁桁灼其两眼角,皮即焦卷,以朱傅之。及痂落,瘢如妆焉。”尽管讲的是妒妇见不得婢女的妆扮,但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时人对于浓妆高髻的热衷。

八字啼眉、乌膏注唇、不施朱粉、以赭涂面,宽妆束

【长庆血晕妆】

没几年到了穆宗长庆年间(821-824),又出现了更加怪异的“血晕妆”。将眉毛剃去,再在眼上下划几道血痕一般的横道。《唐语林•卷六》:“长庆中,京城妇人去眉,以丹紫三四横,约于目上下,谓之血晕妆。”,这种妆面,至少一直流行到了文宗前期(826-832),在安阳发现的文宗太和三年(829)墓壁画中,可以看到,里面描绘的女性几乎全部都做如此打扮,与记载丝毫不差。而这前后墓葬中出土的陶俑,也是各种夸张的高髻。

元和、长庆、太和前后的血晕妆与椎髻

于是,在文宗(826-840年在位)即位之初,他所见的长安妇人,大约便是做如下打扮:

文宗初年 椎髻、八字眉、血晕妆、绞缬团花大袖襦、纹绫曳地长裙

头梳高大的椎髻直指向天,后有圆鬟,眉毛剃净,画作八字悲啼状,眼睛下面用丹紫划出三两横道。嘴唇涂乌,脸涂赭。身穿袖阔达两尺的上衣,长裙拖地数尺,面料各种金银花纹绫罗夹缬绞缬。

【文宗朝的禁令】

文宗即位之后,面对举国上下风靡的奢华追求,“以四方车服僭奢”,逐步展开各种关于侈靡的禁令。在各种史料记载里面,都解释为是因为文宗性节俭,对于当时的奢靡之风深恶痛绝:

“文宗锐意求理,每与宰臣议政,深恶侈靡,故每下诏敕,常以敦本崇俭为先庶乎,上行下效之有渐也。”;“帝性恭俭,恶侈靡,庶人务敦本,故有是诏。”;“帝性俭素,不喜华侈。”;“上性节俭。”

首先是对奢华面料如花纹缬绫的禁断:

“文宗太和二年五月庚子诏,应诸道进奉内库,四节及降诞进奉金花银器并纂组文缬杂物,并折充铤银及绫绢。其中有赐与所须,待五年后续有进止。

三年九月辛巳命中使宣两军中尉及诸司使内官等不许著纱及绫罗等

十一月甲午诏四方并不得辄以杂行样难行非常之物为献,其於纤丽若花丝布撩绫之类并禁断敕到一月日机杼一切焚弃。”

接着管起了公主们的首饰,煞有介事地遣内官到公主府上挨个宣旨,却只是叫他们不得插一头的梳钗。“大和二年丁巳,命中使于汉阳公主及诸公主第宣旨:‘今后每遇对日,不得广插钗梳……’”(《册府元龟·帝王部节俭》、《旧唐书·文宗本纪》)

过了几年,大约是摸清了文宗皇帝的心思,有关部门便开始制定了一份极其详细的各种制度限制条例,从亲王官员一直到部曲婢女的服色花纹面料尺寸,车马房屋一一详加规定:

“大和六年(832)右仆射王涯准敕详度诸司制度条件等礼部式:

……妇人制裙不得阔五幅已上,裙条曳地不得长三寸,襦袖等不得广一尺五寸已上。

妇人高髻险妆,去眉开额,甚乖风俗,颇坏常仪,费用金银,过为首饰,并请禁断,共妆梳钗篦等,伏请勒依贞元中旧制,仍请敕下后,诸司及州府榜示,限一月内改革。

又吴越之间,织造高头草履,纤如绫谷,前代所无,费日害功,颇为奢巧,伏请委所在长吏当日切加禁绝。其诸彩帛缦或高头履,及平头小花草履,既任依旧,余请依所司条流,准仪制令。”(《全唐文•卷四百四十八•准敕详度诸司制度条件奏》、《册府元龟·立制度》)

有司的奏本与文宗节俭改革的心意一拍即合,所以马上就颁布天下,限时执行。开始正式禁高髻险妆,禁去眉开额,禁高头草履,禁大袖长裙。

大致符合禁令要求的着装

诏令初下几年,按照宰臣告诉文宗的说法“陛下躬俭节用,风俗已移,长裾大袂,日渐减少”,似乎是收到了一些成效,但文宗自己也清楚,奢靡的风气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几道诏敕就消止的。太和九年(836年)十二月,文宗御紫宸殿时与宰臣交谈,提及左街副使张元昌用金唾盂等奢侈之事时,感慨道:“此事亦难家至户晓戒敕,但要自以俭约化之,朕尝闻前时内库有两领锦暖子,其上饰以金鸟,一领玄宗皇帝幸温汤时着,一领与杨贵妃着。当时贵重如此,如今奢靡,岂复贵之,料今富家亦应往往而有。”;“睹今日之事,即往往愤气填膺。”可见,让文宗感到挫败的人还是很多的。

【延安公主事件】

的确,流行的趋势没那么容易就被扭转废除,“诏下,人多怨者。京兆尹杜悰条易行者为宽限,而事遂不行。”(《新唐书·车服》)文宗的禁令在民间推行不易,但天子眼前,宫中左右亲近应当还是收敛一些,不敢逾越。不过几年后的开成四年(839年)元宵节,就是在宫里,又发生了一件让人惊诧的事:

“正月十五,夜于咸泰殿观灯作乐,三宫太后及诸公主并赴宴,帝思节俭化天下,衣服咸有制度,左右亲幸莫敢逾越,延安公主衣裙宽大,即时遣归,驸马都尉窦浣待罪,敕曰:公主入参,衣服逾制,从夫之义,过有所归,窦浣宜夺两月赐钱。”

公主们在家里才不管什么三寸五寸的禁令,只是得记着别在皇帝眼前晃悠就好了。延安公主一时不慎,穿着宽大华丽的衣裙,美美地准备参加宫里的赏灯宴,谁知撞在了枪口上,被皇帝一怒之下,当着三宫太后、诸位公主的面赶回家换衣服,而驸马还被治罪罚了两月薪水,显然是“杀鸡儆猴”了,估计在场的公主们在暗自偷笑的同时还都悄悄捏一把汗。延安公主万万没有想到,这件尴尬丢脸的事还被当做一件体现文宗节俭的事迹被反复记载,记录在了《旧唐书·文宗本纪》、《册府元龟·帝王部·节俭》、《太平御览·服章部》里面,“名垂青史”。

公主事件一发生,想必是引起了不小的骚动。大家都震惊皇帝居然来真的,以至于淮南节度使还特地上奏邀功,“淮南节度使李德裕奏:‘比以妇人,长裾大袖,朝廷制度,尚未颁行,微臣之分,合副天心。比闾阎之间,袖阔四尺,今令阔一尺五寸;裙曳四尺,今令曳五寸。事关革不敢不奏’(正月十五日,延安公主以衣服逾制,驸马窦浣得罪,德裕因有是奏)。”(《册府元龟•牧守部•威严革弊)

当时扬州妇人的衣袖宽大长裙曳地的程度居然达到了四尺(约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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