历史是团厚厚的雾,尤其是隔着八百年回头看。一个人的标签越是夺目,可能说明人们对他的误解越是深重。陆游是个悲壮而复杂的人,他一生都在“求而不得”中度过:他爱唐琬,却不敢违抗母命,将她休了;他有一腔报国热情,却做了一辈子冷官;他无数次地在梦里冲锋陷阵,可在宋孝宗眼里,他不过是个诗人。世上万事都是双刃剑,哪怕是爱国。正是他的爱国让他的晚节遭受非议。在他名留千古的爱国诗背后,藏着一个苍老的、挫败的,甚至是固执的灵魂。

休妻丈夫

初春的沈园,湿润又迷糊,像刚刚哭过的美人脸,善搅愁肠。

来访的陆游,恰巧愁肠满腹。

前些日子的殿试上,他被秦桧“显黜”了。怪只怪他省试考得太好,名次盖过了秦桧的孙子秦埙,还差点连累了主试的陈考官。

朝中的官员没人站出来为他说话;同科学子的宽慰也是隔靴搔痒;就连他的父母,也只是避重就轻地责备他“惰学”。

他多想找人聊聊。

他想起了自己的前妻唐琬。他们以前也常来这里。来这里一起“讨伐”秦桧,说一些在人前不敢说的“大逆不道”的话。

像是许愿灵验一般,拂墙花影动,疑是玉人来。

越剧《陆游与唐琬》

骤相见,又喜又悲。已为人妻的唐琬,身后跟着她的新丈夫赵士程。

四目相遇,遇后即分。

半晌,赵士程遣人送了些酒菜。婢女告诉他,酒是唐琬准备的。酒杯倒在桌上,酒沿着桌腿向下流。一滴、两滴、三滴……一年、两年、三年……

酒泪相和,便有了《钗头凤》:

红酥手。黄滕酒。满城春色宫墙柳。东风恶。欢情薄。一怀愁绪,几年离索。错错错。

春如旧。人空瘦。泪痕红浥鲛绡透。桃花落。闲池阁。山盟虽在,锦书难托。莫莫莫。 

据说,唐琬也和了一首,但那大约是后人附会的。陆、唐为何分手,后世揣测纷纭。史书上一句

“不当母夫人意”

含糊又清晰地将矛头指向了陆母。按说,唐琬是陆游母亲的侄女,表亲关系加持的婚姻应当多几分稳定,为什么陆母反而成为这桩姻缘的终结者?有人说这是典型的“儿媳和自己抢儿子”的婆婆心理,所谓的“唐氏不孕”、“陆游惰学”,都是这一心态下附着的借口。陆、唐成婚不过一两年,怎么断定唐琬今后无法生育?“无后为大”的罪名未免加得太心急了。另一说是,唐琬被休和陆游“语触秦桧”有关。唐琬的父亲唐意因金兵围困,饿死江陵山中。陆、唐的抗金思想和爱国情绪互相影响、持续发酵,以致陆游在进士考试中上疏“斥指朝政”“语触秦桧”。

陆游在晚年《记梦》中写道:“少日飞扬翰墨场,忆曾上疏动高皇”,也算侧面证实了这件事。

因此,陆母迁怒于唐琬,认为是恶媳挑唆,逼两人解缡。不论哪种说法,都有推断的成分。但是结果是确凿的,陆、唐分开了。

面临“要媳妇还是要娘”的男性终极两难选择时,陆游没有立刻束手就擒。起初,他只是佯装休妻,将唐琬藏于别馆,时时去看望。后来陆母听到风声,便经常去查探。终于,某次“小夫妻”避之不及,事情败露,陆、唐二人彻底绝交。(“既出,而未忍绝之,则为别馆,时时往焉。姑知而掩之,虽先知挈去,然事不得隐,竟绝之,亦人伦之变也。”周密《齐东野语》)没过多久,陆游和王氏结婚,唐琬改嫁赵士程。

史学家朱东润说:“陆游和王氏的结婚至迟当在绍兴十六七年(1146、1147),年二十二三岁。”如此推断,陆游“别馆藏前妻”时,搞不好已经在母命之下与王氏成婚了。

在沈园重逢的两三年后,唐琬死了,时年28岁。那一年陆游31岁,他的仕途还没有开始。

和女性不同,对于男性来说,爱情绝无可能成为生命的全部。

这段短暂婚姻,只是他漫长人生的一个苦涩的开头,一道让他了解生命里“求而不得”的练习题。当然了,也是一缕缠绕了五十多年的旧梦。在生命的最后一年,85岁的陆游重游沈园,写下了一首《春游》:

沈家园里花如锦,半是当年识放翁。

也信美人终作土,不堪幽梦太匆匆。

很多人说,人生苦短,婚姻苦长。但对陆游来说,可能正好相反。

热血冷官

陆游出生后两年,北宋就灭亡了。举家南渡是他童年生活里重要的命题。一个人的童年又深刻影响着他的成年。从青年时候的“语触秦桧”“ 名动高皇”,到晚年遗愿“王师北定中原日,家祭无忘告乃翁”,陆游的爱国诗人形象像一把箭,牢牢扎在世人的认知里。但对他自己来说,“诗人”只是个退而求其次的选择,梁启超那句“辜负胸中十万兵,百无聊赖以诗鸣”才是他的真实写照。可是这句心里话,孝宗听不见,时人听不见,后人亦听不见。

1158年,秦桧死了。朝廷中的爱国主义志士开始抬头,时年34岁的陆游,终于重返仕途。

他的第一份工作是敕令所删定官,主要负责编纂与公布法令,地位不高,职位不重要。但陆游很欣慰,还写了长文感激自己的上级。

可是,他只做了三四年,就被贬为镇江通判。

又做了三年,被贬为隆兴(南昌)通判。

又做了三年,被罢官了。

他犯了个致命的职场错误——站错队,而且还逼自己老板做他不想做的事。

陆游所在的南宋职场主要分为两派:主战派和主和派。宋人南渡以后,关于建都一直有两种不同的主张:临安和建康。临安是今天的杭州,建康是今天的南京。主和派主张建都临安,一来打消敌人戒心,二来便于敌人南侵时有充足时间逃跑;主战派主张定都建康,便于北伐,收复中原。

陆游的老板宋孝宗刚即位时颇有北伐决心,朝廷内定都建康的声音也不绝于耳。但孝宗的父亲宋高宗是位毫无作战意志的太上皇,每当孝宗准备北伐时,都会遭遇来自德寿宫的阻挠。更重要的是,孝宗自己的意志也不坚定,一旦战事中稍有不利,便立刻退缩,使一切计划成为虚文。

这类高层政策的突变之后还发生过好几次,基本都以主和派的胜利而告终。陆游作为主战派势必也遭到了打击,他最终被弹劾的罪名是:“结交谏官、鼓唱是非,力说张浚用兵。”那年,陆游40岁。

宋孝宗,南宋第二位皇帝、宋朝第十一位皇帝

40岁,对于事业来说,未必大局已定。但陆游似乎已经看到了仕途的尽头。他朝中无人,做过的最高官阶不过是一个司法官员,现在还失业了。他过起了赋闲在家的日子,把精神寄托进了道家。

我们不知道如果陆游潜心道家几十年会不会成为一个思想家,但是命运打断了他的“修行”,又给了他一次建功立业的机会,将他“死灰”般的事业吹了起来。

当然,十年后他会发现,这次复燃的不是他的功业,而是他的幻想。

44岁的陆游被召入蜀,任夔州通判,主管学事兼管农事。还是一个通判,还是一个闲官。到达夔州后,陆游受聘于王炎幕府开始了真正的军旅生活。

他在当时边境的第一线,经常到骆谷口,仙人原,定军山等战略要塞巡逻,每日与王炎等人商讨北伐计划,甚至参加了大散关的作战。在那里,陆游与他的抗金梦想,愉快地相处了七个月。

陆游诗中曾记:有一次路遇老虎,我大喊一声,向前冲去,在老虎立身前扑的一瞬间,将矛插进了它的喉管,血入注地冒着,同行的士兵皆面如土色。(我时在幕府,来往无晨暮。夜宿沔阳驿,朝饭长木铺。雪中痛饮百榼空,蹴踏山林伐狐兔。耽耽北山虎,食人不知数。孤儿寡妇雠不报,日落风生行旅惧。我闻投袂起,大呼闻百步,奋戈直前虎人立,吼裂苍崖血如注,从骑三十皆秦人,面青气夺空相顾。)

诗中 “耽耽北山虎,食人不知数。孤儿寡妇雠不报,日落风生行旅惧。”像是隐射北方女真族对中原的侵略。尤其是“打北山虎”,似乎正对应现实中的“北伐”。

后世有人怀疑这是陆游的自夸,一介书生能打虎实在罕见。

不论真假,这次“打虎”是陆游抗金热情的集中迸发,甚至可以说是他生命光彩最夺目的时刻。可惜,这缕光芒只是陆游暗淡仕途尾声中的回光返照,消逝于孝宗又一次衰退的作战意志。

越剧,陆游

“北伐”计划取消后,陆游继续在四川做了6年官,用他自己的话来说:“冷官无一事,日日得闲游。”未筹的壮志特别适合消磨在酒楼里,那段时期陆游很多诗都题名“夜醉”、“醉书”。

可能是官做得太散漫了,陆游受到的处分是——罢免。言官们说他“燕饮颓放”。

陆游沉吟一番说:“燕饮颓放”这个词挺别致的,就作我的别号吧。从此之后,陆游自称“放翁”,后人也常称他为“陆放翁”。

策策桐飘已半空,啼螿渐觉近房栊。

一生不作牛衣泣,万事从渠马耳风。

名姓已甘黄纸外,光阴全付绿尊中。

门前剥啄谁相觅,贺我今年号放翁。

《和范待制秋兴

放翁61岁时,受宋孝宗召见。皇帝对每一个臣子来说都有知遇之恩。在延和殿里,陆游一吐自己对朝政的看法,包括政策的执行应当坚决、军队的训练重在振作士气,以及他认为女真必将自亡于内乱……

言毕,孝宗对他说:严陵是个山美水美的好地方,你公事之余,可以去那里作作诗。

(“严陵,山青水美,公事之余,卿可前往游览赋咏。”)

想来,在孝宗眼里,陆游自始至终只是一个诗人。如果再参考一下政敌们的诋毁,他恐怕还是个喜欢标榜爱国的诗人。

晚节之辩

如果说爱国诗人陆游晚节不保,很多人都要跳脚。与史实无关,纯粹情感上不能接受。

如果说陆游一生爱情、仕途皆不顺,只剩下爱国诗人美名扬,那么上帝似乎连最后一点名声也不愿意成全他。

陆游的晚节一直有争议,很多人说他攀附“奸相”韩侂胄。

韩侂胄是不是“奸臣”,自古就吵得不可开交。他做过很多为人指摘的事情,比如参与政变,逼迫宋光宗退位;发动“庆元党禁”,打击以朱熹为代表的道学派官员,并最终扩展成一场知识分子的浩劫;以及最重要的,枉顾客观条件,主持“开禧北伐”,以致宋军战败。

因此,宋史将其列入《奸臣传》。

为他平反的人说,韩侂胄主战,秦桧主和,将他和秦桧并列于《奸臣传》实在有失公允。支持“奸臣说”的认为,韩侂胄的“北伐”是为了自己的历史名声。秦桧求和,侂胄求战,虽立意不同,但本质上都是为了一己之私。“主战”还是“主和”并不是划分忠奸的标准。

总的来看,韩侂胄属于“权相”偏奸那一类。

 韩侂胄(1152年-1207年),南宋权相

对于老年陆游来说,收复中原是一口在胸中徘徊了六七十年的志气,它早已经失控于理智,成为一种执念。而韩侂胄主持的“开禧北伐”是他生前看见河山收复的唯一希望。

 

有位学宋史的朋友跟我说,陆游晚年就是一个天天在家看新闻联播的退休老干部。当时宋国派往金国的外交使节,也和现在的媒体一样,报喜不报忧。所以陆游得到的讯息总有偏误,都是“金国很乱”、“我们应该趁此收复北方”之类的。

在抗金执念和“新闻联播”的交叉影响下,陆游产生了很多“亲韩”举动,包括重新出来做官、为他撰写《南园记》、《阅古泉记》等。他还在韩侂胄生日之际写了一首诗,赞扬他的“中兴之功”:

问今何人致太平?绵地万里皆春耕。身际风云手扶日,异姓真王功第一。《韩太傅生日

在当时就有很多人质疑他的晚节,朱熹很有先见之明地说:“(陆游)其能太高,迹太近,恐为有力者所牵挽,不得全其晚节。”

陆游对此倒是没什么思想障碍,他曾把自己和韩侂胄的关系比作苏东坡和王安石的关系:在国家大事上,可以共事;在私人关系上,没必要因为政见不同,而发生无谓的纠纷。

晚年的陆游很像堂吉诃德,在时人已经逐渐放弃恢复中原,或者只是利用“抗金”为自己博取美名时,陆游还是紧紧盯着忽明忽灭的“复国”希望,并为这盏希望搭进了浮浮沉沉的宦海一生,

被同为做官的人批评“不合时宜”、“喜论恢复”,甚至因此赔上了晚年的清誉,最终成为那个时代一个苦涩而怪异的战士。

但诗人终究是诗人,陆游比常人看得很开,也比常人看得很远。他在开禧北伐失败后写下了“毁誉要须千载定,功名已向隔生求”,作为留给世世代代质疑者的,不算反驳的反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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